涉嫌性侵未成年女儿三年,揭开这位总裁父亲的“画皮”




1972年生的鲍某明,一米九左右,200斤上下,又高又壮像座山一样。


他是一个擅长与孩子打交道的人。


李星星的母亲回忆与鲍某明认识的过程。2015年4月份,两人通过网友介绍,相互认识了。鲍某明先是说,一直都想有个孩子,过不久,他又说希望和自己母女“组成家庭”。


见了面之后,她发现对方年过四十而未婚,有些动摇。


但大概只花了半年的时间,鲍某明就彻底取得了李星星母女的信任。他的关怀备至,以及律师、名校毕业生的身份,让李星星的母亲相信,鲍某明“可靠”,“确实就像个爸爸”,他的学问高,如果把女儿交给他教育,肯定比自己带在身边要强。


2015年11月,鲍某明带着刚满14岁的“女儿”李星星,到北京上学。


2016年,鲍某明出任烟台一家跨国石油服务集团的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,2018年又兼任国内另一家上市通讯设备公司的独立董事。而李星星,却从14岁开始了自己的噩梦,她近3年处于半失学状态,期间多次自杀未遂。


2019年4月9日,烟台市芝罘区一起“未成年人性侵案”,由李星星报案,掀开了这张父亲的“画皮”。



这是犯罪吗

血已经止住了,但李星星的下体一直疼痛。她安静了好些天,鲍某明终于把手机还给她。


2016年初,刚满14岁的李星星拿到手机,在百度上查询“下体疼痛的原因”,弹出一个医生诊疗的对话框,看头像是一位“医生奶奶”。李星星告诉医生发痛的起因。


“你被强暴了。”


这是李星星人生第一次直面这句话。


她想了一会儿,是什么意思,然后听从“医生奶奶”的指导,报警了。


先打110的电话,然后又听从指引,去了北京市某派出所,李星星向警察讲述了鲍某明对她的伤害。


第一次是在鲍某明的老家天津,2015年12月31日。跨年那天晚上,“爸爸”鲍某明把灯关了,却把电视声音开得很大,他指示女儿,不要做作业,过来坐下,看电视。


坐下。


黑暗中,鲍某明突然一把抱住了她。本能地推开,但当时只有70多斤的李星星,与近200斤的鲍某明,根本无法抗衡。她用尽力气,“爸爸”却像铁桶一样箍住她,摸她。“穿衣服睡觉不健康”,鲍某明一边说,一边强行脱掉李星星的衣服,然后侵犯她。巨痛,从下体一直冲到肚子里来,她流血了。


李星星一整夜没有睡。


第二天,肚子还是痛,去洗手间一看,又流血了,她懵了。


鲍某明没有给她时间清醒。他给李星星洗澡,收走她的手机,把她从天津又带回了北京,整天关在家里。


接下来的日子,他开始给李星星播放未成年人性题材影片,里面有很多爸爸、妈妈和孩子之间的色情场面。


鲍某明家中电视上的色情片,大多是未成年人性题材


鲍某明说, “你看大家都是这么做的,国外也是这么做的。别人家都是这样,只是没有告诉你而已。” 


直到多天后意外的报警。


警察到家里搜东西,却几乎什么都没搜到。


鲍某明从家里“消失”了。


消失了多久,李星星不记得,她也不确定:鲍某明是不是被警察带走了?


懵懂的她只记得,鲍某明再次回到家时,自己非常恐惧,但是鲍某明对“报警”只字不提,好像从没过发生任何不愉快。反而,他又变回了刚认识时候的样子,和蔼开朗,认真地照料她,“真的就像个爸爸”。


随后的2015农历年假,鲍某明把李星星带去了外地旅游,没有让她回老家陪妈妈。


“他到底犯罪了吗?”李星星想不清楚。


他如果犯罪了,警察叔叔为什么不抓他?如果没犯罪,那我怎么还是觉得被伤害了?她不知道为什么鲍某明曾经那样对待她,如今又变得这么好。


李星星不敢追究。


悄悄地,鲍某明暂停了李星星的课业,不再送她去学校上课。原本说好的,鲍某明的父母会经常来照料这个“小孙女”,却也几乎从未来过。亲生妈妈经常的来电,她只能在鲍某明的注视下接听。鲍某明给李星星注册了一个微信账号,里面只加了一个好友,不是妈妈,而是“爸爸”。


慢慢地,李星星掉进了一个“只有鲍某明”的世界。


2016年4月左右,鲍某明获得了一份新工作,烟台一家跨国石油服务集团的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。 


他带着李星星离开北京,搬家到了这座海滨小城,美丽的山东烟台。



烟台的天空湛蓝湛蓝,时常干净得没有一丝云彩。但是李星星从来不往窗外看。她说:“没有意义。


“父亲”鲍某明,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拥有“两幅面孔”的人。


但凡身边有一个大人时,鲍某明都是开朗、得体、有学识的,而独自面对李星星时,就瞬间换了一副样子。


最开始,鲍某明不让她出门,随时收走她的手机,逼她做不愿意做的事,不许她哭,也不许她问为什么。


刚满14岁的李星星,还没有发育,个子也瘦小。但是鲍某明会突然掀开她的衣服,嗲着声音,叫李星星“妈妈”,说自己是“宝宝”。很多次,鲍某明坐在李星星的肚子上,压得她怎么也起不来。她出血,晕厥。这些画面,是李星星日后半夜常至的噩梦。


她给记者看一些残存的照片,照片上,鲍某明脱了衣服正在粘胶带,准备给她使用的成人性用品,还有一些床单,有的沾血,有的被踹烂。


“我反抗,他拽着我的双腿,把我从这头拖到那头。”李星星说。图为李星星踹破的床单


在李星星的口中,鲍某明到了烟台之后,日益的喜怒无常。


2017年,家里换了一个新马桶,鲍某明很高兴,叫李星星去试。李星星说现在没有,还不想上厕所。他就直接把李星星抱到了洗手间,扒下她的裤子,按坐在马桶上。


李星星没有隐私。上厕所,鲍某明不允许她关门。他随时会登陆李星星的微信、QQ。鲍某明还在客厅安装了一个摄像头,李星星在家做什么,他随时随地都能在手机里查看。


李星星给《南风窗》记者听一些语音。


在这些语音里,鲍某明大声呵斥李星星不应该在朋友圈诉说自己的痛苦,“微信发完朋友圈发,你就不能不说吗!”他告诉李星星,“沉默是金啊!”



“他不让我把这些事告诉别人,他都不让我说出来。就算我微信里只有他一个人,他也不要我说。”李星星告诉《南风窗》记者。


李星星的抵抗情绪,总是被一套完整的说辞包围、瓦解。


鲍某明一开始说,“我们做的事是很正常的,电影里大家都这么做。”后来说,“你不能把我们的秘密说出去,说出去你就不干净了,所有人都会讨厌你。”最后说,“这个世界上,只有我是对你最好的人。别人都是坏人,都想害你。”


他反复纠正李星星说话的方式,不准说难受、痛苦,要说“伤心”,不准说“被爸爸按在床上”,要说“你喜欢爸爸,爸爸也喜欢你”。


鲍某明欲把胶带粘在李星星身上


这一套具有体系功能的话语,消解李星星的意志,让她不敢离开。


类似的话,还有鲍某明要求的——不能有比“爸爸”更重要的事。


李星星回忆一些场景。


她坐在家里看动画片的时候,鲍某明问她,“你是不是喜欢喜羊羊,想和喜羊羊做‘那种事’”;她去动物园,看到可爱的动物很开心,鲍某明悄悄凑过来,说,“人和动物也能做”;李星星回老家和妈妈待一段时间,鲍某明也告诉她:“你妈妈和你也能做”。


李星星很喜欢一只洋娃娃,鲍某明在侵犯李星星时,把洋娃娃放在自己的私处。李星星有一阵子很认真学习,鲍某明就对她发脾气,“弄个学习都比我重要!”


李星星提供的,她与鲍某明的一些聊天记录


小女孩的一切爱好、热情,都逐渐臭了,死了。


李星星后来写下过一句话,“我逐渐感觉自己病了,我对一切都不再相信,甚至觉得我最在乎的身体的各种器官,我所珍爱的各种爱好和特长,都不在我身上,而在他身上。”


鲍某明好像就是对的。他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,所以在外的事业顺风顺水。2018年,他又出任了国内一家上市通讯设备公司的董事。


李星星告诉《南风窗》记者,她后来会“发病”,按照鲍某明的要求去说一些话,但清醒过来后,又感到痛苦。


在漫长的三年多时间里,“很正常”“说出去你就不干净”“我是对你最好的人”“别人都是坏人”,这一套话,鲍某明就像“背书”一样,只要说了上一句,李星星就知道下一句。


这些话是牢笼,是炭火。


她感到被炙烤。


2019年4月8日,李星星在烟台自杀,被他人救下,送警。


当时的她,仍旧未成年。



“给我现在的女儿,未来的妻子”

 “高烧”、“经期”、“掐我脖子”、“射在里面了”,4月9日,李星星在烟台市芝罘区某派出所说出了自己的遭遇。


当天,在民警的陪同下,她在烟台山医院做了外伤鉴定和体液擦拭提取。


4月9日,李星星在烟台山医院做了简单的外科检查,上图是医生手写的诊断书


鲍某明作为“犯罪嫌疑人”,也被采取强制措施,到该派出所进行笔录。


李星星找到了一些物证,有带有血液、精液的卫生巾、鲍某明擦拭过的纸巾。她还告诉警察,家里的电视机和鲍某明的电脑上,都有很多“儿童色情片”,还有她被迫拍下的裸照和视频。家里装的摄像头,一定也拍到很多东西。


很快,烟台市芝罘区刑警大队几名刑警来到了派出所,和民警一起正式笔录。


李星星不再愿意喊鲍某明叫“爸爸”,而是代称为“坏蛋”。


但她仍旧保留着很多13岁时的习惯,总是很尊敬地称呼其他每一个人,“警察叔叔”“阿姨”“哥哥”。


李星星向《南风窗》记者回忆做笔录时的场景。


在正式笔录之前有一个小笔录,之后还有一个补充笔录。办案区的铁门关上了,她和几个警察叔叔在里面,中间有叔叔在抽烟,也有别的叔叔偶尔进来。


一位警察叔叔问她,“鲍某明打你了吗?”


李星星说打了,“他先是掐我的脖子……”


一只手突然过来,捏住了李星星的脖子,那是另一位“警察叔叔”。他手上用力,问李星星,“他是怎么掐你脖子的?”


……回忆到这里,李星星突然哭出声来,“我没有办法去形容那种感觉,太痛苦了。我一下子回到了坏蛋掐我的感受。”


4月9日后来的记忆是有一些混沌的。


李星星只记得快做完笔录的时候,芝罘区检察院也来了一位刘检察官,是位“阿姨”。


2020年3月25日,芝罘区检察院一女性检察官在电话中,向李星星证实,对这一案件,当时实行了检察院提前介入。


再后来,她发烧难以支撑,警察叫她在派出所的沙发上躺一会儿,她却睡着了。


她醒来之后,鲍某明从另外的笔录房间里出来了。


鲍某明也坐到了那个沙发上。他向李星星挨过来,李星星向旁边让,他又靠过来,连续靠过来两三次,李星星还是让。她很惊恐,抬头望向对面的“警察叔叔”。


李星星记得,刑警队的副队长张高,当时正坐在对面,一切看在眼中,没有出口制止。


鲍某明开始细数自己对李星星的好,“我是对她最好的人”。


4月9号,就这样过去了。


鲍某明被放回家了。


后来的事,对于李星星来说,每况愈下。


几天后,警方告诉她,找不到电视里的“儿童色情片”,电脑里的文件也没找到。李星星说自己知道在哪里,去指给警察看。她和妈妈去了派出所,对方却告诉她,电脑已经不在派出所里了。


李星星向民警要DNA的检测结果,对方没有给她。


她要求再次报警,该派出所没有接受。


直到4月中下旬,办案警察打电话给李星星,叫她去领《撤案决定书》。


李星星拒绝。


但这份《撤案决定书》,5月份她再去派出所求助时,还是给到了她的手上。


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对此事的撤案决定书


6月份,警方再无回音,李星星不想活了。


她跑去派出所门口闹,民警叫她去找鲍某明。


李星星原本害怕,不敢去,但“想到自己可能马上就死了”,心一横,一个人跑去找鲍某明。她想叫鲍某明承认错误,“为什么伤害我那么多,连一句对不起也没有?”


在鲍某明的家里,他们厮打起来。


两人又被带到了芝罘区该派出所。


这件事的结果是,在警方的促使之下,鲍某明给李星星写了一封保证书。保证书中写道:“给我现在的女儿,和未来的妻子。”



再次立案

从派出所出来后不久,李星星跳进了黄海。


她又被人捞了起来。


从6月起,她开始住院。她的妈妈把她带回了老家东南某省会,接受治疗。


医院检查结果显示,李星星患有重度抑郁症、重度创伤后应激(PTSD)、重度焦虑症,而且阴道损伤发炎。


李星星多次自杀期间曾发布的朋友圈


李星星的妈妈周娟,从4月8号接到警方的第一个来电“惊雷”后,立刻从外地赶到烟台。她告诉《南风窗》记者,当时自己不想活了,“想拿把刀劈了鲍某明算了”。


但等她见到女儿时,只想先让女儿活下来。


4月份报警失败之后,李星星频繁地试图自杀,每一次都折磨着周娟。她生性内向,不善交际。女儿闹自杀的时候,她经常吓得一句话都不敢多说,女儿去哪里她就去哪里,跟在身后,跟着就自己在后面哭。


周娟的普通话带有很重的南方口音,几乎阻碍正常沟通。她带着女儿去南山路派出所、芝罘区刑警大队、检察院,找信访部门、找律师、找人大代表,到处找人帮忙请求再次立案。


她们还找到了鲍某明的父母、亲人和公司老板,有人报以谩骂,有人回馈以善意,但终究石沉大海。


异乡母女,再立案之路十分艰辛。


周娟回忆说,“人都在,就是告诉我不上班”“我打了好多电话,都不接”。她们母女俩不断地跑、等、求,四处碰壁。


后来,一位曾经对她们表达过善意的民警直言说,“我不能再管你这件事了,再管我就没工作了。”


直到6月份李星星那一次跳海,周娟才意识到,女儿已经病了,必须接受治疗。 


在烟台治病,人生地不熟,又处处害怕,她只能带女儿回老家。她辞掉月薪本不高的工作,专门料理女儿。


此后母女俩人反复在老家、烟台之间往返,李星星的反复崩溃,催着她们拼命维权。一开始,她们坐高铁去烟台,后来觉得高铁太贵了,就改坐大巴,“半年下来,十几趟”。


“撤案没有道理”,她们希望再次立案。


终于在8月份的时候,她们找到了山东泰泉律师事务所的一位李律师。


李律师回忆初次见到李星星母女的场景,在济南河西广场的一家咖啡馆里,“小姑娘还只有17岁,但是脸上土黄色的,很憔悴。类似于面黄肌瘦的那一种。妈妈话也不多,看起来情绪很低落。”


李律师听了李星星的讲述之后,跟烟台市芝罘区办案的派出所进行了联系沟通,“确认基本属实的情况下,我们才决定去代理这个案件。”


9月6日,李律师和同事一起去到烟台,先后辗转多个部门,向检察院信访部门提交了部分证据,和一份《立案申请书》。


终于,10月9日,在检察院的监督之下,李星星的案子第二次立案。


“我局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,需要追究刑事责任,现决定立案侦查。” 这份盖有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印章的《立案告知书》上如此写道。


2019年10月9日,李星星的案子二次立案


随后,李星星在派出所连续做了两个周的笔录,事无巨细。期间,她多次崩溃,在派出所里甩自己巴掌,但坚持配合,做完了笔录。


李星星多次自杀期间曾发布的朋友圈


她之前认识的一些有类似经历的病友,在她每夜做完笔录,回到家里时,为她提供心理支持和法律援助。


这些病友,有时候比医生和警察还活跃一些。她们陪伴李星星至今,也记录着这个小女孩近一年来的遭遇,和心路历程。


罗希是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生,她在中学时被老师性侵。她的老师对她说,“我伤害你,你反抗了,大家都知道这是性侵,但我用我的方式让你不能反抗,那我们做的一切就是理所当然的。”她知道李星星和自己不一样,李星星手里保留了很多证据,她鼓励李星星说出来。


还有北京师范大学的清子,她告诉李星星自己从小被邻居性侵的事,她是陪伴李星星最久的“同类”,帮助李星星很多。


她告诉李星星,“姐姐们不需要你回报什么,这是姐姐们欠你的,因为我们不够勇敢。”


在两周笔录中,李星星向警方提交了手头上所有的证据:另一袋带有血迹、精液的卫生纸、卫生巾,还有录音、照片、聊天记录。


这里面有几张鲍某明的手机QQ浏览记录的照片。其中一张拍摄于2018年的照片上显示,在当年2月18日,鲍某明连续访问了近数名“送养”“送养小孩”“送养女宝宝”的用户空间。


鲍某明的QQ访问记录


李星星告诉记者,“不只有我,还有其他小孩儿,现在我受伤害,将来还会有别的小孩受伤害。”


警方为李星星开具了一页接收清单。


这一次,希望来了吗?


事实上,从二次立案到现在,已经6个月过去了,除了这个漫长的笔录,李星星没有收到任何新的回音。


从2020年新年之后,李星星本人、律师多次联系办案刑警臧警官,但他的电话始终无法拨通。


2020年4月1日,《南风窗》记者打通了鲍某明的电话。正在取保候审中的鲍某明,获知记者身份后,立刻将电话挂断,再也无法拨通。


《南风窗》记者会持续追踪此案。


(文中采访对象为化名)


作者 | 南风窗记者 陈舟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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